在我国投资、消费需求长期趋势向下、人口形势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提振国内需求，向消费型经济转变的压力正在变大。
但参考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以消费促经济的模式与人口数量关联度并不高，更多与一国经济发展情况、国民总收入情况相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借用联合国军侵朝期间充分利用自身补给站的特色，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完成新工业化，但战争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有限。60年代时利用自身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特点，积极发展汽车，家电等产业。作为美国实际意义上的从属国，日本在应对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争端里选择了放弃优势商品的出口，转向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个“一石二鸟”的解决方案一方面顺从了美国的意志，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兴国家尚未开发、资源与劳动力廉价的特点，转移传统能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发展技术密集型及高附加值型产业，走精细化道路。进入21世纪，中国是日本“出海”中的重要一环，是日本全球化时代红利的重要来源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赋予了日本“享受”全球化红利的权利，在全球经济上升期间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海外要素收入，促进了本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完成了向消费型经济体的转变。但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日之间的产业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各项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日本逐渐将亚洲投资重心放在东盟，同时日本积极加强与欧盟和美国的合作，重点发展运输设备，电气机械，通用机械以及化学品和药品产业等高端产业。进入2010年后，在安倍“制造业回流”战略下，日本对海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所收缩。
（2）德国在上世纪70年代面临劳动力人口短缺，人工成本上升的问题时充分利用自身工业技术水平的优势，积极输出本国产品。此外，德国产品的出海离不开政治方面的努力。东西两德的统一，统一的欧盟市场和货币都为德国产品开拓提供了便利条件。汽车产业的出海是德国产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与西方阵营建交的大环境看，中德的“各取所需”是德国汽车产业出海中国的一个重要前提，为我国产业的出海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案例。
“出海”必有经贸摩擦做拦路虎。尽管中美和美日关系不同，但美日间的经贸摩擦表明，政府在“出海”谈判中退缩会招来后续连珠炮式的打击。
“出海”应从事实出发，不能刻舟求剑、亦不能邯郸学步：
我国的实际情况远比日本德国要复杂：产业高水平化不及彼时日德；缺乏类似欧盟的贸易伙伴机制，主要贸易伙伴中中美关系紧张，中欧产业竞争加剧；美日贸易冲突和中美贸易冲突下的谈判地位的迥异；域外大国美国对我国地缘政治环境的破坏和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快速改变都会给我国产业“出海”带来全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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